司马光把性格搓成拔河的绳子，退居洛阳作《锦堂春慢》

《锦堂春慢》

红日迟迟，虚廊转影，槐阴迤通西斜。彩笔功夫，难状暮景烟霞。蝶尚不知春去，漫绕幽砌寻花。奈猛风事后，纵有残红，飞向谁家。始知青鬓无价，叹飘零官路，荏苒韶华。今日笙歌丛里，特意咨嗟。席上青衫湿透，算感旧、何止琵琶。怎不教人易老，几多离愁，散在天际。 （原文来自久久自媒体）

——司马光 （原创文章www.jj00.com）

司马光一向固守的“先王之法弗成变”，到了神宗朝，起头受到改造派王安石的有力挑战。这位一度与司马光、吕公著、韩维并称为“嘉祐四友”的“拗相公”，在宋神宗方才即位不久，便提出了“三不足畏”（定数、祖宗、人言皆不足畏）的说法，主张进行政策和轨制上的改造。王安石坚信，存在于财务军事上的诸多痼疾，必需经由雷霆手段，大马金刀的改造才能奏效；而司马光却认为，“治世界譬如居室，蔽则修之，非大坏不更造。”一个是激进的改造派，一个是求稳的保守派，这两个好友在政见上的势同水火，拉开了北未党争的序幕，当司马光最终申请外调，赴洛阳设局编书，一场丰年轻皇帝撑腰的改造随之重振旗鼓地铺开。

这首《锦堂春慢》，为司马光退居洛阳时所作，当求稳守成的政治主张在狂飘突进的神宗时代格格不入，这位“文辞纯浑，有西汉风”的臣子起头将本身的政治概念投向汗青的深处。早在英宗朝，司马光就有意编篆一部简明简要的通史，记录历代在朝得失，给皇帝以镜鉴。到了神宗在朝，他认为此举“鉴于旧事，有资于治道”，遂将该书赐名为《资治通鉴》。

将本身的政治立场缝合进史书之中，司马光的目的很显着，就是要让步入“变法岔路”的宋神宗“失路知返”。这或许是司马光不曾想过的，退居洛阳，一住就是十五年。十五年，消解了政治生涯的郁气，却成就了一部绝代之书。彼时，谁人执政堂上保守的臣子又复原到了其沉稳的性格刻度，并将这份沉稳熔炼成治学修史的严谨作风。

神宗元丰七年（1084），当六十六岁的司马光将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万字的《资治通鉴》进呈宋神宗，宋神宗看到的，是这个因循守旧的保守派生射中的另一面。由此，，《资治通鉴》注定让司马光的名字光耀学林。这部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403）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（959），共记载了十六个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汗青的史学巨著，成为后世学者无法超越的标杆，其流通的行文，雄厚的史料和仔细的考据令历代封建帝王和学者推崇备至。

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认为它是“此六合间必弗成无之书，亦学者弗成不读之书”。关于司马光的故事，除了“砸缸”广为撒布，他发现的“警枕”，同样也为人津津乐道。所谓“警枕”，其实就是用一截圆木作枕头，只要“警枕”一滚动，司马光便起身念书。其实，这个“警枕”，更像是其沉稳性格中的谁人“刻度”，无论它滚向哪一边，我们看到的，都是谁人为国操劳，夙兴夜寐、秉烛疾书的背影。